在父老乡亲们看来，出国留学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。大一刚上了一个月，我就不得不接受父辈们的操办，到莫斯科来留学。

　　虽然来俄罗斯之前我就做好了“吃大苦、受大罪”的准备，但是当来到了莫斯科，进入普希金学院的预科班之后，还是遇到了许多料想不到的麻烦。

　　想当初，飞机一降落到莫斯科，尤其是一出莫斯科国际机场，留学代办人就开车把我送到了著名的普希金俄罗斯语言文学院，很顺利地办好了入学手续。学校处处表露出来的新鲜感，使我没有能认识到即将面临的困难。

　　普希金学院的教学楼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庞大建筑，虽然楼层不算高，但是走廊很多，一不小心就会走错方向，找不到教室。在预科班学习的同学大都来自意大利、匈牙利、捷克、朝鲜等国家，彼此的语言对方都不明白，根本无法交流。老师一会儿说说俄语，一会儿讲讲英语。可是不管她怎么说，怎么用手比划，她到底在说什么，究竟让干什么，我们全不明白。由于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，每天留什么作业也不知道，当时我感到特别迷茫。

　　普希金学院的教学方式和国内截然不同。这里的课堂气氛非常活跃随和。上课时，学生如有疑问或想发表见解，不必征得老师的同意，便可以发言。老师不仅不批评，还会大加鼓励。碰到生动有趣的故事或评论，师生们还会笑成一团。老师还经常让同学们讨论新鲜事物、讲一些有趣的小故事，甚至还时不时跟学生们开开玩笑。

　　最让我不习惯的就是学校的食堂。每天只卖午饭，营业时间只有3、4个小时。我的早晚餐该去哪儿吃？让我不知不觉中没了归宿感。如果说语言的不便只是一方面，那么生活上的困难，使我差一点绝望。宿舍楼每层都有公用厨房，一天24小时开着。但是要想做饭，就必须得自备锅碗瓢盆。虽然楼里住的中国人也不少，但是由于跟人家不认识，不仅不好意思向人家借这些餐具，就是大家在走廊或者电梯里无意中碰见，也不打招呼，根本弄不清楚他们是中国人，还是日本人，或者说是越南人和朝鲜人？

　　在国内时，作为父母的“掌上明珠”，我一直是依赖在父母身边。凡事都不动手，养成了我的依赖性。来到这里，没有人可以让我依赖，只好上街照葫芦画瓢地置办起一套锅碗瓢盆，买了油盐食品，挽起袖子，亲自下厨，做起一家之主来。买菜不知该买什么，就买土豆和面包。一连吃了一个多月油煎土豆片，也不知道换换样。

　　看着同屋的印度人又是吃又是喝，再看看娇生惯养的自己，在国内时哪受过这种罪？一个星期下来弄得自己“面目全非”。几次拿起电话，想向父母诉苦，但一想，除了给父母增加心理负担外，还能增添什么？于是我忍了又忍，常常是拿起电话又放下。两个月过去了，我竟然学会了买菜、做饭和洗衣服。终于，我学会自己“生活”了！

　　在莫斯科读书，不仅要明白自己是个留学生，更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。

　　有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在过“三八妇女节”的前夕，为了答谢一位女教师在我身上下的功夫，我上街给她买了一盒巧克力，趁着教研室没有别人时进屋放到她的跟前，她一脸严肃瞪着我问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当我用流利的俄语告诉她，为了感谢她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时，她竟然冷冷地说，“不用谢！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要是真想感谢我，那么就好好学习，等通过考试后再谢我。我之所以要帮助你，是因为你学得太差，我可怜你……”亲耳听到这些话，当时就傻了，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说。过了好久，我才明白有的中国学生学习成绩不好，就按国内的习惯给老师送礼，老师很高兴地收下了。等到期末考试时，学生就要求老师给加分，使老师很尴尬……

　　虽然入系后的功课比以前轻松多了，但是我依然很用功。因为我不想放松自己。

　　想一想在国内衣食无忧、不谙世事的我，在留学的过程中学会了省吃俭用、吃苦耐劳、自立自强，这就算是在煎熬中增长的见识吧。

　　摘自[光明日报]